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伊斯兰革命在各大革命和人民运动爆发时在突出宗教地位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与其他重大革命的区别，我们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具有特殊的组成部分和特征，排除了将它与20世纪其他重大事件一起分类的可能，使其比其他革命更加鲜明和突出。伊朗伊斯兰革命除了是伊朗的纪念里程碑和推翻伊朗2500年的君王制度之外，还使革命理论发生了改变。随着伊斯兰革命的出现，第四代革命理论被提出，它废除了革命此前的部分理论。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出现之前，关于革命出现的原因的理论多集中在经济、心理和结构等问题上。这些理论从未谈到宗教在革命出现时所发挥的作用，而且他们认为，即使是第三世界国家也在朝着宗教与社会分离的方向发展。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革命出现时突出了宗教作用，这也是这一革命对革命主题最重要的补充。

具有强烈宗教取向和根源的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实际上是对一系列西方思想家理论的反对，他们试图描绘政治世界的主导倾向，即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这些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现代化学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

现代化学派的著名理论家致力于证明这一问题，即：宗教和教派等传统理论很快就会被新的理论取代。这些人认为，即使宗教能够继续生存，将是一个完全私人的问题。因为，各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与传统是相互矛盾的，在此基础上社会与宗教将会拉开距离。他们认为，这一进程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并且是革命变革的源泉，这一事件也会在发展中和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发生。在那些相信这一点的人中，丹尼尔·勒纳在他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中对伊朗、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和约旦六个国家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随着在这些社会中城市化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与传统社会相关的宗教被边缘化，并将成为一个完全个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社会和政府中都不会占有一席之地。勒纳认为，宗教及宗教价值观阻碍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在各国现代化、经济增长和资本累积的结果中，社会文化的其他领域也受其影响，通过以西方制度的形式建立民主，使宗教及宗教价值观黯然失色。

这种思想受到19世纪进化论理论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其中著名的理论家有罗斯托和阿尔蒙德等。然而丹尼尔·勒纳所研究的国家发生的事件证明他的理论是错误的。在伊朗发生了以宗教为核心甚至是宗教领袖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在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在埃及和黎巴嫩出现了强大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这些条件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生以及受伊斯兰革命影响的伊斯兰运动和团体的形成，拒绝了现代化和发展理论以及基于宗教与政治分离的现代化自然结果，并废除了这一理论。

第二类是从政治的角度认为宗教起有保护主义作用的著名理论家，他们认为，宗教是政府统治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认为宗教是统治阶层手中的工具。他们相信宗教没有任何革命性作用，并认为宗教只起有次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在解析革命时只关注了社会的宏观阶层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场革命形势下，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统治阶层的镇压机器将被摧毁，宗教也会失去其至高无上的荣誉。因此，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伊朗革命取得胜利事实上废除了这些理论。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地证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时经济起有根本性作用，而非宗教。马克思主义试图将伊朗伊斯兰革命称之为“非宗教性”的革命，但他们最终遭到了失败，对革命发生的原因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名理论家达·什科茨波尔纠正了自己的观点，并承认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缺陷。

那些研究宗教在革命和社会动员中起有作用的人认为，宗教有三个基本作用分别是：宗教在推动人民参与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宗教在营造对现状不满中的作用，以及宗教在后革命气氛中创造民族团结和认同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前后气氛中都发挥了上述三个作用，并在这场革命发生时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宗教不仅是人民奋起抵抗伊朗君主体制的主要原因，而且宗教领袖还领导、动员和组织人民的不满。尽管伊朗社会各阶层在伊斯兰革命发生时起有作用，但清真寺和宗教学院却是与巴列维政权斗争的两个基地，这两个基地都是由宗教人士和宗教领袖管理的。同时宗教口号在凝聚和连接人民群众反对巴列维政权方面起有作用。诸如正义、反霸权、弘扬伊斯兰教、人类价值观、支持受压者甚至是寻求自由等口号都根植于什叶派的思想之中。因此，宗教和宗教人士在推动人民参与和传播人们对巴列维政权的不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最终于1979年在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

在伊斯兰革命发生后，宗教也是“国家发展”的有效因素。宗教在人们的互动和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显著增加，因此宗教和宗教事件已成为社会凝聚力的一个因素，例如每年伊斯兰教历禁月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塑造革命后伊朗人自尊精神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这场革命的敌人们及美国企图通过采取各种行动来打败它，但是对真主的信仰是伊朗人民挫败这些行动的原因。

此外，宗教是革命后伊朗社会进步的一个因素。这一进步在所有领域都可见一斑。

在西方社会，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理智和思想在取得发展中只是被确定为工具，而没有确定目标。然而什叶派认为，人类有两方面：即今世和后世。伊斯兰教认为，理性既阐明了生活的哲学，又用于规范道德，还被确定为实现人类卓越和发展的工具。因此，宗教是人类无论在今世还是在后世进步的因素。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过去40年中，宗教在伊朗社会科学发展中起有重要作用。伊朗在革命胜利后致力于朝着“科学权威”的方向迈进。伊斯兰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就此说：“在科学问题上，我们不应将自己的车厢挂在西方的机车上。”伊朗的科学发展尤其是在诸如核能、纳米、干细胞和医学领域的发展是在国家遭受制裁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古兰经》的教义和理念以及对真主的信仰，加强了伊朗青年们为科学成就和发展而努力的意志和自信。

与此同时，宗教在革命后加强了伊朗人民的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精神。伊朗人民积极踊跃地参加阿舒拉和伊玛目侯赛因殉难四十日以及每周在全国各大清真寺举行的周五主麻聚礼等宗教仪式和活动，不仅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和促进社会资本增长，而且它还表明，伊朗人民在革命后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精神信仰和后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