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 27, 2017 21:07 Asia/Shanghai

2015年12月17日在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马丁·科布勒的监督下,为组建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斯拉希特协议》。《斯拉希特协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组建民族团结政府、防止发生更多的军事冲突以及阻止利比亚金融奔溃。但是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实现。

    包括的黎波里议会和政府、利比亚东部托布鲁克议会和政府对话在内的利比亚各组织之间的对话于2015年1月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斡旋下拉开了帷幕。同年的12月17日也签署了《斯拉希特协议》。在2015年11月17日之前,圣贝纳迪诺·莱昂担任联合国利比亚特使一职,从2015年11月17日至今,马丁·科布勒代表联合国监督利比亚各组织之间的谈判。

    在该协议签署14个月后,利比亚议会和国民代表大会关于执行《斯拉希特协议》条款尤其是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不仅没有达成一致,而且又出现了三个政府,其中包括东部一个政府、的黎波里一个政府和受到联合国及世界列强支持的法耶兹·萨拉杰政府。换言之,利比亚政治局势在签署《斯拉希特协议》之后日益恶化,从政治方面讲该国正面临着诸多的内忧外患。

    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而言,在《斯拉希特协议》之后,利比亚的局势也出现恶化,民生状况也越来越糟糕,同时银行现金短缺逐步加重也导致利比亚人民对该国银行的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愤怒浪潮。还有一些民众感觉他们存在银行的钱已被扣留,在需要的时候不能够使用。食品价格和物价也在大幅上涨,该国大部分政府职员都不能够保障自己所需的食品和物品。

    安全方面,在《斯拉希特协议》签署之后,利比亚的安全也在不断恶化,该国的安全水平出现下降,武装冲突不断上升。利比亚安全部队只采取区域性行动,一时间国家没有安全部队。与此同时,甚至当民众之间或各组织之间爆发冲突时,部分地区的安全部队也会对此置之不理,不会采取举措制止该冲突,保障该国安全的宪法已荡然无存。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为何《斯拉希特协议》会遭遇执行问题?得出这一问题的结论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斯拉希特协议》是根据欧洲安全状况和威胁编制而成的。该协议是在欧洲面临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情况下签署的。此外,在2015年11月巴黎发生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于同年12月签署了《斯拉希特协议》。因此,对欧洲的威胁受到了关注,而并不是对利比亚的威胁。

    正因如此,《斯拉希特协议》从一开始就面临执行困难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哈利法·贝加斯姆·哈菲塔尔是利比亚战场上最重要的玩家之一,并且也受到包括设在该国南部的政府和议会在内的各组织的支持。但是他在法耶兹·萨拉杰内阁里被边缘化。总部设在托布鲁克的议会和政府希望将国防部交给哈利法·贝加斯姆·哈菲塔尔,但是法耶兹·萨拉杰不同意。与此同时,法耶兹·萨拉杰在过去14个月的时间里,甚至在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当中都没有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哈利法·贝加斯姆·哈菲塔尔在打击受到利比亚部分邻国支持的达伊沙恐怖组织当中取得了胜利。

    《斯拉希特协议》没有得到执行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外国玩家之间关于利比亚国内危机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和缺乏一致的立场。一些玩家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斯拉希特协议》和法耶兹·萨拉杰政府,他们认为打击达伊沙恐怖组织和控制移民及难民潮是其关于利比亚问题的首要任务。然而,诸如埃及、俄罗斯和阿联酋玩家却支持哈利法·贝加斯姆·哈菲塔尔,他们认为利比亚国民军司令是他们的优先选项,同时还相信哈利法·贝加斯姆·哈菲塔尔更有能力打击达伊沙恐怖组织。

    换句话说,西方列强只是想为类似于2011年那样再次干涉利比亚内政创造条件,而不是为了解决利比亚的危机和安全威胁。然而在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的局势状况已清楚地表明,尽管西方在2011年采取的干预性举措已导致卡扎菲政府垮台,但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后卡扎菲时期出现的暴力与西方在利比亚采取的干预性举措有关。总的来说:西方在担忧利比亚的动荡不稳的局势会蔓延至欧洲的情况下,对利比亚的危机持有政治观点。

    利比亚的邻国其中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苏丹、尼日利亚、乍得、埃及和非洲联盟代表团他们都是对利比亚危机和威胁持有地区观点的玩家,他们担忧该威胁会对利比亚邻国的安全产生影响。这些国家至今已关于利比亚危机问题举行了10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是在2017年1月在开罗举行。这些国家所持立场就是维护利比亚领土完整、支持合法机构和反对外国以任何形式对利比亚内政事务进行干预。

    这些国家尊重《斯拉希特协议》,同时也认为该协议通过修改能够得以实施。因此在开罗的一次会议上对《斯拉希特协议》提出了五项修订,其中包括为增加利比亚各派别的机会而改变利比亚全国对话委员会的结构、改变军队指挥官的职责、采取举措保护武装部队的独立性和从政治冲突中划分武装部队。这些国家将致力于在利比亚实施类似于塞西政府的模式。

    尽管利比亚人民针对穆阿迈尔·卡扎菲发动起义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推翻卡扎菲军政府和组建人民政府,但是似乎利比亚为走出在后卡扎菲时代所爆发的危机要在短时间内需成立一个像哈利法·贝加斯姆·哈菲塔尔一样以军事统治者为中心的民族团结政府。因此,推动利比亚和谈一方面需要提出《斯拉希特协议》,并且也要符合利比亚国内实际情况。但是在不考虑哈利法·贝加斯姆·哈菲塔尔在利比亚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进行和谈是没有意义的。与此同时,利比亚全国对话委员会的结构应重新定义。联合国也应当根据利比亚国内的实际情况对和平对话进行监督,而不是根据西方所制定的框架进行。

    总而言之,西方对利比亚内政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将会导致该国的威胁和危机不断恶化。当然,地区关于利比亚问题达成共识,例如利比亚邻国就该国问题举行会议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该国克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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