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与社会科学理论(1)
20世纪可以说是革命的世纪。20世纪第一场伟大的革命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随后诸如中国、古巴、伊朗和尼加拉瓜等国也相继爆发革命。但毫无疑问,这个世纪最重要、最独特的革命是1979年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2500年的君主体制,同时也为在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中测试流行与传统理论开辟了新的领域。事实上,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改变了一个政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而且还撼动了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的基础。此外伊斯兰革命还成为其他国家社会运动以及穆斯林之间解放运动的教育示范,同时还吸引了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对此的关注。
伊斯兰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1996年2月9日在周五主麻演讲中谈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独特性。他说:“伊朗伊斯兰伟大革命是一场独特的革命,确实这场革命与众不同。这种不同既可以在其出现的方式中,也可在其出现的动机中略见一斑。”
现在正值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入取得胜利的第40年。从各个方面而言,这场革命都是一场特殊的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与世界其他重大革命在出现形式方面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伊斯兰革命消除了世界列强的作用。在过去150年中,世界列强一直是伊朗政治和权力的主要主导者。世界列强通过签署协议来瓜分伊朗。1907年,俄罗斯和英国签署条约将伊朗划分为三个地区,这也是世界列强所签署最重要的条约之一。1919年,英国强迫伊朗签署《英伊协定》,将伊朗所有的金融和军事机构都交由英国管控,并赋予他们铁路和公路特权,这是西方列强控制之下强加于伊朗的另一不平等条约。然而,西方列强干预伊朗内政的高峰期是1953年8月19日由美国和英国策划并实施的政变,此次政变的目的是为了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台合法政府。此次政变之后,美国成为在伊朗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玩家,并管控着伊朗的所有事务。美国政府通过全面支持国王政权,将诸如投降主义作为伊朗的主要政策,并从伊朗的石油收入中保障其物质利益。
美国最后一位驻伊朗大使威廉·哈利·沙利文在《出使伊朗》一书中就美国在伊朗的存在写道:“我认为美伊关系不外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伊朗的活动方式以及向伊朗出售军事装备和零件的整体计划。我们驻伊朗的军事顾问团基于美国无限制地向伊朗出售军事装备和武器的整体计划而展开工作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确定下的。在这一时期我们驻伊朗的军事顾问团为伊朗购买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方式也是伊朗当局与美国顾问进行磋商后为自己制定的军购订单模式,美国军事顾问团购买这些武器,再转交给伊朗。在伊朗石油收入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支付这些武器款项不存在任何问题。”
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在《两场革命之间的伊朗》一书中将巴列维时期伊朗与美国的关系称之为“特殊关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在此情况下发生的,即:这两个国家的政权体制没有任何外国势力支持且是脆弱的。但伊朗的国王政权却得到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的全面支持。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却在1979年2月取得胜利。
在此情况下,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在世界列强支持伊朗君主体制下发生,而且该革命还与西方和东方阵营相对抗。尽管由苏联和美国领导的西方和东方两大阵营统治着整个世界,并在所有地区和国际事件中统领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甚至是军事,但伊朗革命领袖们在对外政策中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口号,并通过宣布这一政策坚定不移的屹立在两个强大的国际阵线面前。毫无疑问,“独立”是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口号之一,因为伊斯兰革命的基础就是世界所有学者和精英们所期待的独立现象。这一独立立场也是四十年来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严厉敌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要原因之一。鉴于伊朗在全球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位置,独立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革命与其他革命最大的不同之一。
伊斯兰革命与其他重大革命另一不同之处就是革命的领导权。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宗教教职人员手中,而大多数分析家和政治家对教职人员的思想、社会、道德和政治特征并不是很了解。在这之中,伊玛目霍梅尼的领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伊朗革命领袖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他同时也是宗教教法权威。
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就此写道:“两个因素可以说明伊玛目霍梅尼的决定性作用及广受欢迎。第一个因素是人格尤其是伊玛目霍梅尼的简朴生活及其拒绝向邪恶的压迫者妥协。在一个大多数政治家都能够安逸幸福生活的国家中,伊玛目霍梅尼却生活拮据,像普通民众一样,没有多少物质福利。在那个拉帮结派和任人唯亲的政权社会中,伊玛目霍梅尼坚决拒绝向他们进行任何妥协,他认为,即使是处决他的孩子,也是值得的。伊玛目霍梅尼就是一个不追求现实权力,只寻求精神权威的人。伊玛目霍梅尼拥有崇高地位的第二个因素是其个人魅力,尤其是其在广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中的领导力。他批评当权者所造成的各阶层不满的因素,诸如给予西方特权、与以色列隐秘和间接保持联系、无益的军购、政府部门的普遍腐败、农业衰退以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伊玛目霍梅尼对公众的不满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社会各组织都与他站在一起。”
伊朗伊斯兰革命与其他重大革命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向世界介绍新的政府模式。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前,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领导的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两大政权模式,而其他国家则处在这两大阵营中。即使是组建不结盟运动也无法摆脱东西方两大阵营。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以前处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中。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并向世界介绍了一种新的政府模式—伊斯兰共和国。这种新的政府形式已成为新的政府模式,甚至在2011年发生的伊斯兰觉醒运动时,这一新的政府模式也被作为发生变革国家的模式。
伊斯兰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将这一特征称之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与其他重大革命的不同之一,他在1990年3月30日周五主麻聚礼演讲中就此说:“在伊斯兰革命之前,长期以来世界一直经历并接受两种政府模式,一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政府,另一个是共产主义政府。在过去,有些君王实施独裁统治。如果没有法律,他们自己就制定法律,他们用自己的意志统治人民。这是政府中一种古老的方式,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国家在使用这种方式,只是形式和名称不同而已。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也继续采取这种方式。在世界上一些发达的国家摆脱这些暴政之后,他们经历了两种模式的政府,一种是西方国家所盛行的西方民主主义政府,另一种就是将自己称为工人政府的共产主义政府,但这些政府的首脑非富即贵,并不是工人。在金字塔式的权力顶端,那些手握大权的人与那些昏君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