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 20, 2022 13:10 Asia/Shanghai
  • 伊朗伊斯兰革命与社会科学理论(5)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时对当时流行的革命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正如上期节目提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特征之一就是除了国家方面产生影响之外,在国际方面也有重要的影响力。伊斯兰革命在国际方面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发展和运作领域,在与革命相关的世界理论领域也非常重要。伊斯兰革命为部分国际理论变革奠定了基础,并在“革命”领域提出了新的理论。该问题使得有关革命的理论分类发生了根本改变。革命理论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分类,其中一些分类尤为通用和重要。革命理论领域著名的理论家达·什科茨波尔将当代革命理论总体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因经济问题而出现革命的主要原因,并认为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

第二类是大众心理学理论,他们认为,革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大众对革命形势及其反应方式的期待。

第三类是价值理论,这一类理论家认为,革命是意识形态运动对社会不平等以及身份认同和价值问题的暴力回应。

最后一类要提到的是政治冲突理论,此类理论家认为,革命是政府与有组织集团之间的主要争议。对达·什科茨波尔的分类提出的最主要的批评是在这类理论中没有考虑到文化和宗教因素。

著名的革命理论家斯坦·泰勒也将革命分为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四类。在社会学理论中,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学因素,如阶级、阶层和社会制度。在心理学理论中主要强调的是心理学因素,如个人性格与社会心理状态以及诸如期待和被剥削感增强等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是革命出现的基础和主要原因。在政治学理论中,政治因素是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在斯坦·泰勒的分类中也只关注了微观和宏观问题,并没有关注到各国和地区的特征,如中东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截然不同,教派在其中起有重要作用。

另一些著名的理论家从包括个人和人格作用的微观和结构作用的宏观两个层面对革命出现的整体原因进行了研究。在微观理论中,如心理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对政府领导人的特征及其领导风格进行研究。在宏观理论中,也对诸如阶级、政府和国际体制等宏观结构给予关注。

但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胜利使得革命理论分类发生了改变。随着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再也不可能在分析革命时提出绝对理论,并认为伊斯兰革命值得向其他革命推广,或者作为一种结构或功能理论的基础。例如,再也不能从诸如什科茨波尔的结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或者查尔斯·蒂利和亨廷顿的政治理论来分析伊朗伊斯兰革命。或许这些理论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表达一些事实,但它们当然无法解释伊朗革命的整体现实。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挑战了社会学和革命领域提出的许多观点,并证明革命的一般理论不是绝对的,不能解释或预测革命的意义。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发生除了挑战革命的一般理论之外,还将革命的文化理论广为推广,并使得在伊朗革命之前与该理论相关极度匮乏的文学变得更加丰富。事实上,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主要层面是其文化方面,使得最近在革命文化理论中出现了以“宗教是革命的主导力”为题的理论,并在革命理论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因此,革命理论的分类也随着伊斯兰革命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

在此方面可以谈到最著名的革命理论家杰克·戈德斯通和约翰·弗兰对伊朗革命进行的专题研究。杰克·戈德斯通将20世纪的革命理论分为三代,随着20世纪末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其他革命的爆发,革命理论进入了第四代。第一代理论几乎包括了20世纪4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对革命进程的描述和革命形势的某些迹象的表达给予了关注。在这类理论中,比研究革命发生的原因更多的是研究革命发生的标志。第二代理论涵盖1940年至1975年这一时间段,革命理论是基于心理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基础之上建立的,远离了描述状态。第三代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理论家关注到诸如农民结构等各种结构在革命出现时所发挥的作用,并忽视了革命的理想、或者意识形态和领导因素的作用。然而,杰克·戈德斯通认为,在1970年至1991期间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革命在阐明理论中存在严重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在伊朗和尼加拉瓜普通阶层民众联盟推翻了由西方大国广泛支持的独裁者。在1989-1991年,在东欧和苏联各体制中发生了巨变,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人民还通过大游行、抗议和总罢工推翻了独裁政权。根据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这些革命都是理论基础无法解释的。在这之中,伊斯兰革命的发生比其他革命更能影响革命理论的变化,杰克·戈德斯通就此强调:第四代革命理论已出现。戈德斯通就此说:“尽管第四代革命理论尚未成熟,但第三代革命理论似乎已经结束。这一代理论将展示身份认同、意识形态、性别、网络和领导力的突出作用。”

约翰·弗兰也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了专门研究,并谈到了伊朗和尼加拉瓜革命对革命理论分类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约翰·弗兰明确地说,伊朗和尼加拉瓜两场革命为进入第四代革命理论时期铺平了道路,这是从纯粹结构和决定论中释放自我,并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兵资源和不平衡发展作用评估的一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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