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生物恐怖主义和埃博拉病毒（1）/美国生物恐怖主义的历史

生物恐怖主义被视为暗杀和大屠杀的相对较新的方式之一。生物恐怖袭击指的是故意释放出病毒、细菌或其他微生物，以达到使人类、动物或植物致病致死的目的。病源基本上来源于自然界，但是很可能被培养产生一定的变化，以使其增强致病性，获得对已有药剂的抗药性，或者增加在环境中传播的能力。因此，任何在短期或长期内直接或间接通过影响人身健康、粮食和自然环境安全从而危害一个群体公民的个人和公共健康的计划或行动，都被视为一种生物恐怖主义。

专家们在生物恐怖主义的框架内，研究了诸如猪流感，禽流感，SARS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病毒），炭疽和埃博拉等疾病。

美国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特殊的生物恐怖主义倾向，其中一些已被暴露，并就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里将提到其中几个例子。1943年，位于犹他州的美陆军在著名的迪特里克堡中心开始对制造细菌及毒素武器的研究。1952年，美国陆军与中央情报局（CIA）合作，并将被造成的制剂在人类身上秘密测试。匿名人士和各个国家的人都受到了美国陆军制造的病毒和细菌的攻击。在1970年代，美国的生物武器开始倾向复合型病毒，艾滋病是这一时期的成果之一。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安东尼·萨顿教授在其题为“美国的秘密机构：骷髅会简介”的书上提到，艾滋病病毒是在美国国会预算的支持下在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制造的，旨在满足美国世界统治下的要求，以减少和控制世界人口。

在1970年代，美军将各种疾病蔓延到非洲，以评估它们的传播方式以及速度，并利用它们设计生物炸弹以及应对苏联可能的入侵。霍乱、伤寒、小儿麻痹症和鼠疫都是在非洲传播的疾病。在1970年代，南非成为协调中心和迪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分支以支持美国在非洲的罪行，

尽管，于1972年美国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美国政客欺骗并蔑视该公约。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保罗·金教授说：有证据表明，已经对新病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改变流感病毒来增加了病毒的传播能力，这种新病毒的风险要比以前的高得多。没有针对这种人为操纵的病毒的疫苗，奉美国政客之命，它很容易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造成许多人死亡。如果有疫苗，它也不用于普通百姓，当然只供应特定人群。

还可以在墨西哥湾发现美国国家生物恐怖主义的另一个例子。一位人权活动家伊恩·克兰于2010年在接受美国之声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在墨西哥湾执行的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该地区的人口。据克兰所说，设计者花了很多钱阻止人权活动家向媒体报道了这点。

一名当地退役军人爱德华·迈克尔在2011年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墨西哥湾的蓝色鼠疫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生物恐怖主义”的文章。他在本文章就在墨西哥湾的蓝色鼠疫（一种流感）写道：“经过精心设计的这场生物战，用被修改的基因的病毒，并通过空气和水传播它们从而来引发世界大战。”

生物恐怖主义对全球构成威胁
埃博拉病毒，正是科学家基于对美国国家生物恐怖主义研究检测到的病毒之一。讨论生物恐怖主义埃博拉病毒之前，让我们先解释一下该病毒的特征：埃博拉病毒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埃博拉病毒起源于动物，主要的感染途径是透过患者体液传染，如血体液、其他体液和器官。埃博拉病毒于1976年首次在比利时发现。

该病毒经过26次爆发，于2013年12月在几内亚比绍开始蔓延，并迅速传播到其周围的国家，以致长期以来，埃博拉病毒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迅速蔓延。该致命病毒在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被控制，并在马里也得到了确认。推测表明，至此，埃博拉病毒已感染了这三个非洲国家的至少25,000人，并在18个月内造成11,000多人死亡。
在1976年（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至2012年之间，总共有2387病例，其中1590例死亡，所有病例都在非洲的中部和东部。但随着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在西非埃博拉病毒的再次蔓延，感染该病毒或死于其的人数比以前增加了数十倍。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世卫组织评估了埃博拉病毒患者的增加数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计：如果没有人为或者社会干预，到2015年1月，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约有140万感染埃博拉病毒病例，但是由于对该疾病的关注逐渐增加，患者数目增长没有达到这个比例。例如，在利比里亚，改善了埋葬方式，尸体的迅速收集和埋葬。

2014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15年1月，需要近5亿美元以使埃博拉病毒疫情在西非得到控制。2014年9月，国际干预加速，联合国设立了联合国埃博拉紧急反应特派团，以利用联合国所有机构的设施来处理由埃博拉疫情引起的问题。在管理西非埃博拉病毒的问题过程中，美国可能是国际社会应对埃博拉病毒的主要赞助方。
从2014年10月25日，在非洲部署了约900名美国政府人员包括与军事、金融和卫生活动有关的部队。2014年10月17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一名前白宫官员为埃博拉“监督官”，负责协调美国抗击这种致命病毒的工作。
在应对埃博拉病毒期间，部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一再批评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埃博拉病毒的反应缓慢以及有限的援助。他们提到这些行动的有限影响，并提出了世界卫生管理结构，国际社会对增强预防能力的承诺，以及应对贫穷国家的流行病的几项问题。

这些专家抱怨说，为什么国际社会缺乏由卫生专业人员组成的快速反应团队来应对诸如西非埃博拉疫情等突发卫生事件？应对埃博拉病毒部门负责人伊斯梅尔·谢赫·艾哈迈德对此承认联合国在处理这一危机方面犯了错误。他对此说：在埃博拉疫情传播的初期，可能是由于有关病毒破坏力的信息不足，轻视了该问题。但我认为经过几个月我们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
无国界医生慈善组织就有关埃博拉疫情在2015年的事件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未能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应对埃博拉病毒已产生悲剧性后果。该组织表示，当地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未回应他们的帮助请求。

据说埃博拉疫情第一位受害者是一名儿童，于12月4日在几内亚的一个偏远地区死亡。三个月后，2014年3月，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埃博拉病毒的传播，然后在2014年8月，在全球范围宣布紧急情况。那时，一千人已经死于埃博拉病毒，2014年10月死亡人数达到5,000多人。据该组织说，2015年埃博拉病毒患者数目有所下降。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于2015年5月正式宣布埃博拉疫情已结束，但在2015年初短暂下降后，在几内亚，再次出现该病毒病例。
美国在生物恐怖主义中的作用
根据过去和现在的一些文件，埃博拉病毒似乎不是一个常见疾病，似乎有其广泛的目标。伦纳德·霍洛维茨博士在其题为“敏感地区”的著名书中写道：美国制造了埃博拉病毒，以保护其所谓的国家安全和以色列政权，以及其在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大陆的前盟友。
美国政客很容易滥用病原体因素侵害其他国家。世界统治者愿意利用病原体的致病因素，以控制世界人口，并获得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
大规模传播传染病以及挑起战争战，是世界新秩序的管理者以达到他们期望的世界人口和结构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在这方面，必须在全球层面上，加强独立机构之间合作以应对这些流行病。但是，很显然这些机构在执行卫生和医疗措施方面对美国等国家的财务依赖，限制了他们。